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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郭文贵到王立强 那些走出国门的中国“骗子”


时间: 2019-12-02 14:55 来源: 作者: admin666
 

近日,一个自称“中国特工”的人意外搅动国际舆论。据称,此人本名王立强,1993年生于中国福建省南平市。根据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在其本人的讲述里,他曾经参与策划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渗透香港大专院校,影响台湾选举。但是根据中国官方机构出示的资料,王立强曾因诈骗被逮捕和判刑,事后又牵扯进一起诈骗案,系涉案在逃人员。据信,王立强在澳大利亚自称的所谓“中国特工”一说,是他罗织的又一出骗人的把戏。

然而,西方对王立强的说法似乎深信不疑。其实在王立强之外,近年出现了多个在西方受到追捧却在中国被视为“骗子”的人,例如2019年8月于深圳因嫖娼受罚的郑文杰,以及更早以前声称掌握大量中国高层秘密的郭文贵,另外还有多个自述个人或亲人在新疆教培中心遭受难堪经历后被辟谣的穆斯林。

那么,国际舆论中为什么经常会出现在中国被指为“骗子”的人?为什么往往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巨大影响力?又为什么多是与中国有关?

自称“中国特工”的王立强在西方政界和媒体搅起一片波澜。(微博@有理有面儿) 1/5 郑文杰意外现身后试图淡化嫖娼细节。(Facebook@释放Simon Cheng) 2/5 郭文贵曾经是一位在西方政界和媒体圈引起巨大轰动的人物。(Reuters) 3/5 郭文贵(左)多次与美国政界要员接触。(Reuters) 4/5 外界对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存在争议性叙述。(AF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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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门”里的王立强

王立强,这个年仅26岁的年轻人,究竟是一位两度涉案的诈骗惯犯,还是一位业务涉及面广泛、专业能力却显不足的“中国特工”?中国和西方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彼此各持己见。但是随着相关信息不断披露出来,以及分析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王立强是一个“骗子”而不是投诚西方的“中国特工”。

例如,有港媒发现王立强所提供的伪造韩国的护照姓名音似“曹京美”,一般为女性名称,而且与英文版姓名“Wang Gang”的发音及字数皆不符。被认为对于中国特工情报领域极为熟悉的台湾“军情局”前副局长翁衍庆对媒体表示,可以轻易辨别他根本不是大陆谎报人员,而明显是为了争取在澳洲居留,因此宣称自己是政治犯,借此争取不被遣返。翁衍庆还列举了十项不合理之处,例如第一项为军委总参已经更名为联合参谋部,联参部下属哪个单位从事情报工作,他一概不知。

更具分量的信息则是中国官方在指出王立强是涉嫌诈骗案在逃人员后,公开了一份从王立强所在的福建南平法院获得的庭审视频。视频中的王立强对自己的诈骗事实供认不讳,“希望法院从轻处理”,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按理来说,此事应该已经真相大白,但是相关新闻仍然在澳大利亚、台湾等地的政坛、媒体间继续发酵。原因或许在于,在政治操作和新闻传播的范畴里,有用的谎言比无用的真相更有“价值”,成为脱离了现实世界的“虚拟货币”。例如曾经把中国与二战时的德国相比的澳大利亚国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哈斯提(Andrew Hastie)称王立强为“民主的朋友”。正在参与台湾选举的绿党则在脸书发帖指称,中国官方声明和案底文件均属造假。

那么,王立强究竟是不是一个中国特工已经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讲述所构筑越来的一套漏洞百出的故事,已然可以被政界、媒体各方用以达到各自的目的。即使他的的确确而且承认自己是一个骗子,可能也无法戳破这个已经被很多局外人接受的骗局。

走出国门的中国“骗子”

其实,像王立强这样走出中国国门游走在是非之间、陷入巨大争议的中国人,近年多有出现。比王立强更有名的是从中国逃往美国的山东商人郭文贵。在中国反腐行动导致中国国安部原部长马建落马后,与其存在利益关系的郭文贵的资产遭到清理。郭文贵在2017年多次高调声称掌握中国高层内幕,包括一些特殊关系、贪腐丑闻等,通过推特、脸书甚至自己开办媒体的方式进行“曝料”,一度引起西方政界重要人物与权威媒体的重视。但是始终没有拿出关键证据,一些细节被指造假,如今已经鲜有关注。

在王立强受到政界和媒体“追捧”之际,同样陷入是非漩涡的英国领馆雇员郑文杰11月29日第二次意外现身,指控媒体播放其认罪片段侵犯隐私,再度搅起舆论波澜,与王立强形成“争风”局面。

郑文杰曾在2019年8月于深圳失联,后被发现因多次嫖娼被行政拘留。11月20日,郑文杰通过媒体采访第一次意外现身声称遭受刑讯逼供,对于是否嫖娼的问题则含混带过称,“我不想把焦点放在我是否嫖娼的问题上”。英国外交部次日召见中国驻英大使并对此事表示“感动愤怒”,期待中国政府追究责任人。同一天深圳公安机构公布的视频显示郑文杰在三次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女性进入某会所房间,而身体精神看越来并无异常的郑文杰则表示“内疚、后悔”“没脸去见女朋友、家里人”。

那么,郑文杰事后为何又两次公开露面引起注意?他究竟有无嫖娼?是否曾被虐待?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区域和人群里,或将始终无法取得共识。

另外,一些西方媒体和组织经常会推出自称逃离新疆或有亲人在新疆的穆斯林,以讲述他们自己或亲人在新疆的“悲惨经历”的方式,描绘出一个类似德国二战时集中营和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的场景,批判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政策举措。

例如2018年11月起,一位名为“米娜”的29岁维吾尔族女子受到西方媒体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她泣诉形容的自己在新疆教培中心的经历堪称一场“人间惨剧”。2019年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不惜以1,600多字澄清了有关“米娜”的问题。原来“米娜”本名为米日古丽•图尔荪,只是曾因涉嫌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被刑事拘留20天,从未进过监狱或教培中心。

个人现身撒谎,地区或国际组织搜集“蛛丝马迹”,媒体变身只列举单方面真假难辨证词的代理律师,政府则向中国进行官方交涉。个人、媒体、组织和政府的集体背书,让谎言变成了尽人皆知的某种意识。这种意识可以与真相、真理无关,因为其所预期的传播效果已经实现。

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曾经分析过为何香港局势会在全球受到强烈关注称,“所有中国人都从中国崛起中受益,包括那些从事政治对抗的人。没有中国崛起树大招风,西方的很多奖项怎么会像雨点般地落到中国异见人士的头上?珍惜中国吧,那些骂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当知道恰是因为中国做得好,而且他们与中国有关系,才获得了在西方的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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